工联网消息(IItime) 工业化是现代化的重要基础。习近平总书记在2023年9月就推进新型工业化作出的重要指示中指出，新时代新征程，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实现新型工业化是关键任务。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提出，要加快推进新型工业化，培育壮大先进制造业集群，推动制造业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发展。超大规模市场优势是超大规模经济体的主要特征之一。在我国这样一个人口规模巨大的发展中大国推进工业化，既要遵循工业化的一般规律，又要立足具体国情，坚持走新型工业化之路。其中，发挥好超大规模市场优势，是加快推进新型工业化的重要基础。

一、超大规模市场优势是我国加快推进新型工业化的“四大优势”之一

中国经济具有“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体制优势、超大规模市场的需求优势、产业体系配套完整的供给优势、大量高素质劳动者和企业家的人才优势”。这“四大优势”，也是我国加快推进新型工业化的优势。

超大规模市场，是指规模庞大、层次丰富、供求多元、创新活跃、拉动力强的内需市场。近年来类似的提法是“强大国内市场”，二者均强调巨大的市场也是一种资源，而且是一种与其他物质资源具有同等重要性的稀缺资源；巨大的市场也是一种优势，而且是一种与其他生产要素具有同等重要性的比较优势。当然，这种资源和优势只是一种潜力，需要通过多种政策去引导、培育和激发，才能释放出其巨大的能量。

我国并不是一直就拥有超大规模市场优势的。改革开放以来，由于我国经济的快速发展以及随之而来的城乡居民收入水平的持续提高，超大规模的市场优势才逐步形成和显现出来。特别是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后，我国经济规模跃居世界第二，经济增长动力逐步从过去依赖较大规模的出口转向以国内有效投资和消费为主，内需开始成为经济增长的稳定器和动力源。那么，为什么超大规模的市场优势可以成为推进新型工业化的重要基础呢？

一是超大规模的市场优势决定了我国更容易形成完整的产业体系。产业体系的形成，底层逻辑还是基于成本与效率的全球产业分工。超大规模的市场，更容易形成规模经济、范围经济和网络经济，从而提升生产者效率和消费者剩余。我国拥有41个工业大类、207个中类、666个小类，成为全世界唯一拥有联合国产业分类中全部工业门类的国家。我国是世界第一制造业大国，500种主要工业产品中，有220多种产品产量位居全球第一。2023年，我国全部工业增加值达到39.9万亿元，占国内生产总值比重31.7%，制造业增加值占国内生产总值比重26.2%，占全球比重约30%。这些与我国的超大规模市场优势是密切相关的。

二是超大规模的市场优势决定了我国的产业链供应链更具韧性。如果说小规模经济体的市场是“小池塘”，那么超大规模市场就是“大海”。两者的差别在于规模性和多样性，“大海”规模更大、多样性更强，从而更具韧性，能经受得住“疾风骤雨”。一方面，庞大的市场规模使我国有能力通过内部分担的方式降低冲击强度。中美经贸摩擦以来，出口产业部门面临的压力一定程度上正是通过强大国内市场吸收和分担的。同时，市场大更有利于稳定产业链供应链。另一方面，多样性即产业、区域发展的异步性也可以带来韧性。我国产业门类齐全、各地处于不同发展阶段、支柱产业不尽相同，内外部冲击难以形成区域和产业的共振效应，经济发展稳定性更强。

三是超大规模的市场优势决定了我国的创新发展更有活力。新型工业化发展得好不好，关键看企业是否具有创新活力和能力。目前，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数量达50.1万多家，高新技术企业数量达46.3万家。2023年，高技术制造业占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比重达15.7 %，装备制造业占比达33.6%。近年来出口商品中，技术密集型的机电产品占比近60%，高技术产品占比约1/3。制造业数字化转型持续推进，重点工业企业数字化研发设计工具普及率达80.1%、关键工序数控化率达62.9%，已累计培育421家国家智能制造示范工厂。海阔凭鱼跃，超大规模市场的创新活力和能力更强。首先，巨大市场空间意味着更多的创新场景、更低的创新成本和更高的创新收益。超过4亿的中等收入群体、近11亿网民，为各类新技术、新业态、新模式创造了理想试验场，能让这些技术迅速产品化、产业化和规模化，试错成本可以被快速摊薄，创新的潜在收益大。其次，巨大市场空间意味着更好的竞争生态和创新创业生态。小经济体企业格局、产业生态和经济结构容易固化，而超大规模经济体内部的企业纵向流动性更强，大企业垄断市场的难度更大，初创企业和中小企业成长空间更广阔。此外，巨大人力资源总量蕴育强大的创新能力和创新活力。2009年以来，我国科学家和工程师总人数一直高于美国，研发人员规模稳居世界首位。

四是超大规模的市场优势决定了我国工业部门更易形成和保持竞争优势。现代经济越来越具有规模报酬递增型特征，超大规模的市场优势更有利于形成和保持产业竞争优势。一方面，有利于在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中形成先发优势。规模性意味着可以更好分摊新型基础设施和战略性前瞻性技术投入成本，更快推进基础设施建设、更早布局相关技术，抢占制高点，赢得先机。比如，在4G成本没有完全回收的背景下，由于超大规模市场优势有利于商业可持续，我国推动5G商用的速度明显快于很多国家，6G的研发也提上了议事日程。另一方面，有利于形成企业和行业竞争优势。我国所拥有的大规模要素供给、大规模市场容量，使相关企业、行业拥有经济规模带来的效率优势，并快速地转化为成本优势和市场竞争力。比如，纺织服装、钢铁、光伏风电、新能源汽车等许多传统和新兴行业，已在全球范围内具有较强竞争力。

五是超大规模的市场优势有利于稳定中国与世界其他国家、区域的经贸关系。新型工业化进程中，必须处理好中国与世界的关系。当前全球发展环境出现明显变化，经济增长持续放缓，大规模市场更是宝贵的稀缺资源，可以对全球可持续、包容性增长发挥正外溢性，从而推动我国在持续扩大对外开放过程中，更好地处理与不同国家、区域之间的关系，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二、当前推进新型工业化的战略要求和主要任务

新型工业化既是一个历史的连续概念，也是一个与时俱进的新概念。新型工业化是2002年党的十六大首次提出的。当时的表述是，“实现工业化仍然是我国现代化进程中艰巨的历史性任务” “坚持以信息化带动工业化，以工业化促进信息化，走出一条科技含量高、经济效益好、资源消耗低、环境污染少、人力资源优势得到充分发挥的新型工业化路子”。党的十八大提出“四化同步”发展，也就是坚持走中国特色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道路，推动信息化和工业化深度融合、工业化和城镇化良性互动、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相互协调，促进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同步发展。党的十九大提出，推动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同步发展。党的二十大进一步提出，坚持把发展经济的着力点放在实体经济上，推进新型工业化，加快建设制造强国、质量强国、航天强国、交通强国、网络强国、数字中国，到2035年建成现代化经济体系，形成新发展格局，基本实现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

与传统意义上的工业化相比较，新型工业化至少有以下新的内涵：

一是新背景，新型工业化是适应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工业化。判断工业革命主要有三个标准：其一，是否出现标志性的通用技术；其二，是否出现技术对产业的广泛和深度渗透，从而形成若干代表性产业；其三，是否引发人类社会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的变革。当前正在兴起的这场工业革命，以人工智能、大数据等新一代信息技术为核心，以新能源、新材料、生物技术等为代表的新兴技术簇群的交叉融合、深度渗透和协同应用为基础，以人、机器和资源间的“万物互联”以及产业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和绿色化为主要表现。毫无疑问，已经具备了新一轮工业革命的基本特征。经过几十年的不懈努力，我国已在新一代信息技术、新能源等部分关键领域形成先发优势，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有条件在这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中抢占先机。推进新型工业化，就是抓住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机遇，通过产业升级提升实现经济实力、科技实力和综合国力的追赶。

二是新理念，新型工业化是我国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工业化。高质量发展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首要任务，推进新型工业化是关键任务。传统工业化模式强调资源禀赋，改革开放以来我们正是抓住了全球贸易投资、技术进步和产业转移的历史机遇，在充分发挥低成本劳动力和生产要素优势的基础上，逐步实现了从价值链中低端向中高端的迈进。当前我国发展的内部条件和外部环境正在发生复杂深刻的变化，推进新型工业化必须贯彻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新发展理念，统筹发展与安全，加快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把高质量发展的要求贯穿新型工业化全过程，努力实现更高质量、更有效率、更加公平、更可持续、更为安全的发展。

关于推进新型工业化的战略要求，习近平总书记在2023年9月就推进新型工业化作出的重要指示中明确提出，要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统筹发展和安全，深刻把握新时代新征程推进新型工业化的基本规律，积极主动适应和引领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把高质量发展的要求贯穿新型工业化全过程，把建设制造强国同发展数字经济、产业信息化等有机结合，为中国式现代化构筑强大物质技术基础。       

当前，推进新型工业化的主要任务有：

一是加快解决关键核心技术“卡脖子”问题。要打好关键核心技术攻坚战，加快补齐产业链供应链短板；确保能源资源和重要设备、零部件安全供给；着力增强企业创新能力，促进产业链上中下游、大中小企业融通创新；培育形成一大批专精特新企业；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安全水平，在开放合作中实现共同安全。

二是持续提升产业基础创新能力。要实施产业基础再造工程，加快解决关键基础材料、基础零部件及元器件、先进基础工艺、产业技术基础和工业基础软件等工业领域瓶颈短板。

三是大力促进产业结构优化升级。要围绕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推动制造业迈向全球价值链中高端；加快解决低端供给过剩与高端供给不足的问题；加快传统产业改造提升；大力促进5G、智能网联汽车、新能源、新材料、高端装备等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落实推动人工智能、下一代互联网、量子信息、生物制造、深海空天开发等未来产业的前沿技术研发和应用推广。

四是积极促进实体经济和数字经济深度融合。要以工业互联网为基础，以通用人工智能和制造业深度融合为主线，推动制造业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发展，特别是5G、物联网、云计算、大数据等与制造业全链条的加速融合。

五是全面推进工业绿色转型发展。绿色是高质量发展的底色，绿色发展是新型工业化的“必选项”。要落实工业领域以及重点行业碳达峰实施方案，通过绿色低碳技术装备广泛应用，促进工业生产方式绿色低碳转型；构建绿色制造和服务体系；改善工业用能结构，提高能源资源利用效率。

三、发挥超大规模市场优势，深入推进新型工业化的几点建议

超大规模市场优势是我国深入推进新型工业化的重要基础。但这种优势只是一种潜在优势。为此，有以下主要建议：

一是充分认识包括超大规模市场的“四大优势”，保持战略定力。超大规模市场优势以及超大规模经济体的其他属性为新型工业化创造了诸多有利条件。结合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体制优势、产业体系配套完整的供给优势、大量高素质劳动者和企业家的人才优势，意味着我国在推动新型工业化进程中，既有利于集中力量办大事，也有利于分散风险；既有利于充分利用后发优势，也有利于形成先发优势；既有利于保持活力，也有利于保持韧性；既有利于提升政府作用的有效性，也有利于拓宽市场机制发挥作用的范围；既有利于更好发挥国内潜力，也有利于更好利用国际资源。同时，超大规模经济体属性也意味着我国的新型工业化和经济追赶进程并不会“一帆风顺”。后发追赶型经济体一旦成为超大规模经济体，其外溢性意味着守成大国随之而来的围堵和遏制是不以我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当前，这种挑战已经充分显现。我们要充分认识到，应对国际环境的挑战是我国成为超大规模经济体并迈向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进程中绕不开、躲不过的坎。只要我们充分彰显超大规模经济体优势，就可以在推进新型工业化进程中通过激发活力、确保韧性赢得竞争优势，从而把握未来。

二是积极应对“小院高墙”“脱钩断链”的外部压力，实现关键核心技术的“开放自立”。尽管当前我国工业和制造业部门“卡脖子”风险凸显，但超大规模市场优势，为我们实现技术的“开放自立”提供了经济基础。多年以来，我们“卡脖子”风险的累积，一定程度上是技术“开放-依赖”发展模式的结果，即市场开放和技术依赖。这既有发展阶段人才缺乏、体制约束、投入不足等原因，也离不开全球化分工的“马太效应”形成分工锁定的大背景。解决“卡脖子”风险，就是要从“开放-依赖”走向“开放-自立”。要用好国内超大规模市场优势，加大核心技术攻关的资源投入和统筹协调，强化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加大力度创造首台（套）、首批次的应用场景，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争取在人工智能、6G等一些战略性领域继续取得突破，形成在关键核心技术上与发达国家间互相制衡的局面。

三是调动各方面干事创业的积极性，更大力度增强推进新型工业化的内生活力。推进工业化，需要发挥好企业、个人和政府三方面的积极性。一是激发各类企业创新创业的积极性。主要是维护好“大海”应有的“鱼翔浅底，万类霜天竞自由”的生态。必须充分发挥市场机制作用，创造更加公平、更有活力的市场环境，加强公平竞争审查刚性约束，强化反垄断和反不正当竞争，清理和废除妨碍全国统一市场和公平竞争的各种规定和做法，不断改善营商环境，维持企业纵向流动性和创新友好型的市场环境，实现资源配置效率最优化和效益最大化。二是调动各类高层次人才的积极性。要通过深化科技体制改革进一步弘扬科学家精神，激发广大科技人员的创造活力；要大力弘扬企业家精神，保护企业家权益，营造鼓励创新、宽容失败的文化和社会氛围，为各类企业家的创新创业营造更加健康的环境。三是健全充分发挥中央和地方两个积极性的体制机制。建立权责清晰、财力协调、区域均衡的中央和地方财政关系，引导地方政府职能合理转变；加快建立容错机制，激励一大批党政领导干部更好发挥作用。

四是抓住主要矛盾，加快建立适应国内最终需求的供给体系。当前推进新型工业化和促进国民经济供需循环中存在的突出问题是供给体系不匹配、不安全和质量不高。不匹配是指与生产需求相关的供给体系仍不太适应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要求，人才供给、技术供给、金融供给等均存在短板。不安全是指大量关键核心技术和产业生态的供给依赖于国外供给，自主自立性不强。质量不高是指国内供给体系在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所要求的可靠性、多样性、稳定性方面还存在缺陷。要发挥超大规模市场优势，发挥需求的牵引作用，形成超大规模市场与供给能力提升之间的良性循环，在提升供需匹配性、供应链安全性和供给质量进程中加快建立适应国内最终需求的供给体系。

五是促进高水平开放，在新型工业化进程中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开放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鲜明标识。我国过去40年的发展得益于改革开放，推进新型工业化不仅不能封闭起来搞建设、谋发展，相反，应该实行更加开放的制度和政策。必须坚持对外开放基本国策，坚持以开放促改革，依托我国超大规模市场优势，建设更高水平开放型经济新体制。只有更大力度和更高水平的开放，才能发挥超大规模市场优势，加快形成陆海内外联动、东西双向互济的全面开放格局。

进一步推进高水平开放的重点在于：首先，要稳步扩大制度型开放，主动对接国际高标准经贸规则，在产权保护、产业补贴、环境标准、劳动保护、政府采购、电子商务、金融领域等实现规则、规制、管理、标准相通相容，打造透明稳定可预期的制度环境，为我国争取良好外部环境。

其次，要处理好中美、中欧和中国-东盟等国家和地区的经贸合作关系，继续实施“一带一路”科技创新行动计划，推动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推进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为促进全球包容性发展主动创造发展空间，实现共同发展。

再次，要以开放促开放，防止所谓的经济技术脱钩。要坚定维护全球化和多边贸易体制，深化外商投资和对外投资管理体制改革，落实全面取消制造业领域外资准入限制措施，推动电信、互联网、教育、文化、医疗等领域有序扩大开放，继续主动向世界开放市场，扎紧中国与全球的经济、技术纽带，巩固和维护全球供应链、产业链和创新链的韧性和活力。

最后，要积极应对贸易数字化、绿色化趋势。要创新发展数字贸易，推进跨境电商综合试验区建设；全面实施跨境服务贸易负面清单，推进服务业扩大开放综合试点示范；加强绿色发展、数字经济、人工智能、能源、税收、金融、减灾等领域的多边合作平台建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