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中央高度重视数智技术创新与应用。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首提“数智”一词后，四中全会、2025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再次全面部署数智技术发展与应用，要求全面、深化拓展“人工智能+”行动，数智化成为数字经济和新质生产力发展的关键动力。可以预见，“十五五”期间，随着以人工智能为代表的数智技术日益成熟和广泛应用，我国数字经济将迈入产业生态重构与全球价值链攀升的智能经济发展新阶段，将实现从“数字化”向“智能化”、从“提量”到“提质”的新跃升。

数字经济发展变革路径

技术变革：从“互联网+”下的广泛连接转向“人工智能+”下的创新赋能

“互联网+”驱动下的数字经济发展：这一阶段，在以互联网技术为代表的数字技术推动下，人与人、人与物、物与物实现广泛网络和数据连接，并通过建立线上虚拟空间的方式赋能经济社会发展。在先后经历传统互联网技术变革期（1994~2007年，我国正式接入国际互联网）及移动互联网技术变革期（2008~2015年，我国建成全球规模最大的光纤和移动宽带网络）之后，我国进入工业互联网技术变革期（2016年至今），树根互联、海尔智家等工业互联网平台企业带动产业互联网平台快速发展，大幅提升全要素生产率，为我国数字经济高质量发展开辟了新路径。

“人工智能+”驱动下的智能经济发展：这一阶段，“人工智能+”将全面推进，数据驱动和算法决策将赋予经济系统自感知、自学习、自决策能力，促进生产力和生产关系深层次跃迁。从技术内核看，大语言模型、多模态生成等技术的突破，大幅提升了机器对复杂问题的认知与解决能力，使人工智能从辅助工具升级为关键能力。从赋能路径看，一是从表面的流程优化深入到核心生产环节的价值创造，推动产业价值链从低端向高端跃升，强化了赋能深度；二是覆盖一二三产业及社会治理各领域，形成全方位、多层次的赋能体系，拓展了赋能广度；三是通过数据、算法、算力协同联动，实现技术创新与产业应用的深度融合，提高了技术间协同程度。

政策演进：从数字化到数智化全局融合跨越

我国数字经济政策不断从促进“融合”向推动“融智”演进。概括来说，我国数字经济政策演进可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为2014年及以前，政策方向侧重于信息通信技术本身的攻坚发展；第二阶段为2015~2019年，政策方向开始逐步转向信息通信技术与经济社会各领域的融合应用；第三阶段为2020年以来，政策焦点已全面升级为围绕数据要素市场化配置和人工智能深度融合下的全局性、系统性布局。此外，从历年《政府工作报告》对数字经济的表述（近9年8次）来看，我国对数字经济定位从促进发展向创新引领、从融合应用向深度融智持续深化。

“十五五”数字经济发展主要形势和特点

人工智能催生以智能为主导的新经济范式

产业结构向“智能密集型”升级。传统要素驱动模式下，产业增长依赖要素投入的规模扩张，产业结构呈现劳动密集、资本密集特征。人工智能从根本上改变了传统的生产函数与价值创造方式，推动传统产业升级与新兴产业培育的二元结构向原生与融合双重发力。一方面，智能产业蓬勃兴起，成为全新的增长极，不仅涵盖人工智能本身孕育出的智能芯片、智能算力、智能软件，还包括AI智能体、AIGC等原生业态。另一方面，“人工智能+”的融合赋能深度改写传统产业的价值曲线，AI不再仅仅是提升效率的工具，更是通过嵌入研发、生产、供应链、营销全流程，催生出智能排产、人机协同、预测性维护等新模式，推动传统产业的转型从“数字化”的表层连接迈向“智能化”的深层变革。

产业协同向“跨域智能联动”升级。传统要素驱动模式下，受地域、行业边界限制，产业间要素流动存在明显壁垒。人工智能构建起以数据为纽带的智能协同网络，推动产业协同从“线性分工”转向可实时感知、自主决策、动态响应的跨领域、跨区域智能联动。AI算法能够整合上下游产业的生产数据、物流数据、需求数据，实现供应链的实时调度与优化。这种协同不再是简单的要素互补，而是基于人工智能技术的深度融合，使得产业组织从基于计划的“串联”模式，转向基于数据和算法的“并联”与“自适应”模式，极大地提升了系统的韧性、弹性与效率，让产业生态的整体效率实现质的飞跃。

数据要素的乘数效应由量变走向质变

从“资源沉淀”跃升为“生态燃料”。数据要素发展前期，数据价值的释放依赖于规模的累加，体现为数据采集、存储量的爆炸式增长。当数据累积跨越特定阈值，其价值创造方式便发生质变，数据不再是静态的“资源库”，而是动态流通的“生态燃料”，在不同产业、不同环节的循环流动与交叉复用中，持续激发创新、优化决策、重塑流程，突破产业边界与环节壁垒，使得数据要素的乘数效应不再局限于单点效率提升，而是升级为催生新产品、新服务、新产业的源头活水，其产生的经济与社会效益呈指数级放大，真正实现了“1+1>2”的乘数效应。

从“资源化”跃迁至“资本化”。数据要素乘数效应的质变离不开其市场化配置效率的飞跃，随着数据产权、流通交易、收益分配等基础制度不断完善，以及全国一体化数据市场建设、公共数据授权运营等关键改革的推进，“聚数、用数、乘数”的闭环机制逐步形成，数据要素配置从分散、局部的“小循环”，进入了规范、高效、全局的“大循环”。高质量数据在跨主体协同中持续反哺算法优化与场景创新，形成“数据—场景—价值”螺旋上升的正向反馈，其乘数效应便在数据资本化的驱动下不断裂变放大，在“最优配置”中实现“最大产出”，推动经济从“+数据”的叠加阶段迈向“数据×”的融合倍增阶段，真正释放数据要素的全局性变革潜能。

未来产业竞争成为国际竞争的关键

未来技术话语权成为战略博弈“硬通货”。未来产业的竞争本质是底层核心技术的竞争，技术话语权的核心是主导技术演进方向、标准体系与知识产权规则的能力。各国纷纷通过设立专项基金强化基础研究投入，构建技术标准与专利壁垒，力求在关键领域实现“从0到1”的突破，争夺技术话语权。美国启动规模达5000亿美元的“星际之门”项目，每年半导体研发投入超过全球其他国家总和的2倍；英国计划在2030年前投入超10亿英镑发展量子技术；日本在《实现面向未来投资的经济对策》中安排约28万亿日元支持未来产业基础研究。此外，制度规则制定涉及数据流通、技术伦理、市场准入等治理体系的构建能力，直接影响未来技术发展的边界与效率，各国积极通过国内立法、国际联盟与标准输出，争夺未来技术伦理、技术标准与产业规则的话语权。

未来产业生态主导权成为竞争“软实力”。未来产业具有高度交叉融合特征，产业竞争已从单一技术或产品的“单点突破”，扩展到全链条“生态较量”。这种以生态为核心的竞争，不再依赖硬实力的直接对抗，更多是通过资源整合、协同创新、规则输出形成的隐形竞争力，成为大国争夺全球产业制高点、塑造国际竞争格局的关键“软实力”。美国以“立法—资金—盟友”三重绑定，强化未来产业生态控制力，相继出台了《加强美国未来产业领导地位》《未来产业法案》等，积极引导社会资本、企业投资未来产业，并通过搭建产业链联盟模式构建产业生态圈，形成紧密的价值链，推动创新和市场控制。欧盟将未来产业生态主导权与区域竞争力、全球治理话语权深度绑定，依托“单一市场+统一规则+跨国协同”的独特优势，构建覆盖规则制定、技术研发、产业落地、场景应用的全链条生态。

数字基础设施的支撑作用愈发重要

从分散布局向一体化融合演进。人工智能的加速普及和数智应用场景的不断丰富，对数字基础设施提出了新的更高要求，推动数字基础设施从孤立、分散的传统架构加速向“数网算电”一体化融合方向演进，为智能经济提供高效运转的“智能底座”。5G-A、卫星互联网等新型网络技术与算力中心深度融合，推动形成空天地一体化的数据传输网络，显著增强边缘计算能力和低延时响应水平，也为跨区域、跨行业数据流通提供了高速泛在、安全可靠的连接能力。全国一体化算力网建设布局将更加完善，智算引领，通算、智算、超算、量子计算“四算融合”的算力体系将成为支撑构建智能经济新发展格局的核心算力基础设施体系，推动跨区域、跨主体算力资源“一站式”交易与灵活调配。

数字基础设施从“硬件保障”延伸至“生态底座”。智能经济发展阶段，数字基础设施的角色正经历根本性重塑，从传统以服务器、网络设备等硬件为主的“保障性支撑”，全面升级为驱动产业生态协同创新的“基础性底座”。这一转变不仅体现在技术能力的迭代，更在于其作为连接纽带，深度融入经济社会的运行机理，促进生产要素的高效流动与优化配置。数字基础设施以其泛在连接特性，打破了传统产业的边界壁垒，促进了不同产业间技术、资源、需求的相互渗透，让产业生态从“单一赛道”拓展为“生态网络”，极大丰富了智能经济的发展空间，为新产业、新业态的孕育提供了肥沃土壤。

关于推动我国智能经济发展的三点建议

培育壮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

着力打造新兴支柱产业。深入实施产业创新工程，一体推进创新设施建设、技术研究开发、产品迭代升级，突破一批基础性、关键核心技术和产品。聚焦新能源、新材料、航空航天、低空经济等重点领域，创建国家新兴产业发展示范基地，建设一批创新型产业集群，有序开展卫星物联网等新业务商用试验。完善产业发展生态，开展新技术新产品新场景大规模应用示范行动，健全行业标准体系与市场监管规则，加速新技术推广、新产品落地、新场景应用，促进新兴产业规模化发展。

前瞻布局未来产业。加强前沿领域动态研判与战略导向，聚焦量子科技、具身智能、第六代移动通信等前沿技术方向，开展未来产业重点细分赛道创新任务揭榜挂帅，探索多元技术路线、典型应用场景、可行商业模式、市场监管规则，加快建设、开放一批未来产业应用场景，推动未来产业标志性产品落地，打造新的经济增长点。创新监管方式，优化新业态、新模式市场准入环境，建立包容审慎的监管制度。培育优质创新主体，促进“专精特新”中小企业发展，培育一批瞪羚企业、独角兽企业。构建多元化创业投资体系，引导长期资本、耐心资本投向高风险、长周期的未来产业领域。

全面推进传统产业数智化转型

加快传统产业数智化转型。深化拓展制造业数字化转型行动，推动技术改造升级，发展智能制造、绿色制造、服务型制造，加快产业模式和企业组织形态变革。深入实施“人工智能＋制造”，推动制造业全流程智能化升级，梯度培育一批基础级、先进级、卓越级和领航级智能工厂。深化工业互联网建设应用，加快“5G+工业互联网”技术产品创新和特色应用培育。推进服务业数智化，深化人工智能在服务场景的融合应用，拓展沉浸式娱乐、智慧康养、沉浸式体验、智能家居等新型服务供给。推动数智技术与平台业务融合，促进商业模式、服务形态和价值创造方式的创新发展。大力发展智慧农业，拓展人工智能、数据、低空经济等技术应用场景，推动规模化农场（牧场、渔场）数智化升级，培育链条完整、协同联动的智慧农业集群。

健全数智化转型服务支撑体系。分行业建立数智化转型促进中心，制定转型需求清单、服务资源清单、成效评价清单，动态优化促进中心功能定位与服务供给动态优化促进中心体系，为传统企业提供技术咨询、方案设计、改造实施、运维服务等全链条服务。培育壮大一批高水平数智转型服务商，推动企业转变服务模式，提供“产品+服务”的一体化解决方案。遴选推广一批示范作用强、可复制、易推广的数智化转型典型解决方案，组织服务商开展定制化解决方案开发与推广应用，实现 “一业一策、一企一方案”。加快数智化转型领域标准化建设，持续拓展标准应用广度和深度，加快新技术、新产品、新消费高质量标准供给，以标准为引领，进一步提升我国传统产业数智化转型能力、水平和价值成效。

加快完善智能经济发展生态

深化适智化制度改革。积极适应数智化发展新形势、新趋势，加快完善相关法律法规、政策制度、应用规范、伦理准则，纵深推进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健全数据要素基础制度，依托数据要素综合试验区开展基础制度试验探索，积极参与数据产权领域国际规则制定。强化数智技术标准研制，加强集成电路、工业软件标准建设，加快人工智能、具身智能等新兴技术标准协同和应用推广，健全智能工厂、工业互联网等智能制造标准，打造一批标准化创新发展试点。加强人工智能制度体系建设，完善创新推行“无感监管”“守信免查”“沙盒监管”等监管模式，强化人工智能伦理审查与风险评估，构建智能向善、伦理合规的制度体系。

加快场景培育和开放。培育拓展智能经济应用场景，在人工智能、低空经济、量子信息领域打造一批新技术应用场景，在智能制造、智慧农场、数字文旅等领域建设一批产业转型升级新业态应用场景，在智慧政务、智慧城市、数字乡村等领域创建一批社会治理服务综合性应用场景，在智慧医疗、跨界融合消费等领域拓展一批民生服务应用场景。加大场景开放力度，打造新场景供需对接平台，建立国家、省、市三级场景资源库，分批次发布场景机会清单，引导央国企主动开放主业领域场景，带动民营企业、中小企业和科研院所等各类经营主体融入场景建设。

强化数智人才培育。支持高等院校、职业院校优化调整智能经济相关学科专业设置，加快数据领域学科体系和人才队伍建设。持续深化校企协同，共建 “校中厂”“厂中校” 实训基地，推广“校招共用”“组团式”“双导师制”“订单式”等模式，集聚一批智能经济领域高层次人才、高技能人才。探索推进智能经济领域职业资格、职业技能等级与专业技术职称有效衔接，开展数智技术新职业职称评审。建立数智人才评价体系，将场景应用成果、技术创新突破纳入评价指标。实施全民数智素养提升行动，扩大优质数智资源供给，促进全民共建共享数智化建设成果。

作者简介：李立委、张婵（通讯作者），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高级工程师。

（注：本文内容仅代表个人研究观点，不代表单位观点和意见，不构成投资建议）

原文发表于《现代金融导刊》2026年第1期